Ⅰ 狂犬疫苗造假是怎樣發現的
醫葯是直接關乎人命的領域，造假可能就是在間接殺人，疫苗又屬於特殊葯品，若質量造假，後果通常會更為嚴重。
7月15日，國家葯監局官網發布通告稱，在對上市公司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開展飛行檢查中發現，該企業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生產存在記錄造假等嚴重違反《葯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行為。目前，國家葯監局已責令企業停止狂犬疫苗生產，吉林省食葯監局的調查組也已進駐企業，對相關違法違規行為立案調查。
這是一起讓人後怕的造假事件。雖然造假的是生產記錄，而非疫苗的成分，它依舊可以引發致命後果。比如生產記錄涉及的范圍，包括批號、日期、生產過程的控制記錄等。像生產日期，一旦造假導致疫苗過期，在狂犬病發作死亡率高達100%的前提下，後果不敢想像。
涉事的長春長生公司，並不是什麼小企業、小作坊，它已經是國內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的第二大企業，2017年該企業狂犬疫苗簽發數量占據國內市場的近四分之一。
慶幸的是，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的信息顯示，所有涉事批次產品尚未出廠和上市銷售，全部產品已得到有效控制，長春長生已經開始了產品召回。但召回不是終點，後續的自查結果，必須向社會公開。
醫葯是直接關乎人命的領域，造假可能就是在間接殺人，這比一般商品造假嚴重得多。所以《葯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明確要求，與葯品生產有關的每項活動均應有記錄，以保證產品生產、質量控制和質量保證等活動可以追溯。即使記錄出錯需進行修改或重新謄寫，原有記錄也不得銷毀，應當作為附件保存。
疫苗又屬於特殊葯品，若疫苗質量存在問題，後果可能也比普通葯品更嚴重。拿狂犬病疫苗來說，若有人先是被注射了假狂犬病疫苗，之後遭到狗咬卻未予處理，這極可能導致生命危險。在此背景下，葯監部門責令企業停止狂犬病疫苗生產，相關違法違規行為也被立案調查，算是其咎由自取。
要清除疫苗生產的質量隱患，除了在生產流程上從嚴把關外，還得有高度敏感的糾錯機制，一旦發現質量問題，立即響應糾正，等到上市銷售，哪怕全力召回，後果也難以控制。
此次長春長生造假因為飛行檢查被曝光，國家食葯監總局沒有預先告知的突擊檢查，有消息透露，是源於長生生物的內部舉報。這在凸顯了建立「吹哨人」制度的重要性之餘，也留下了些許疑問：疫苗生產記錄造假在公司內部是否已非秘密？生產記錄造假背後又連著什麼不可言說的貓膩？
冒著巨大風險弄虛作假，足以說明企業內部缺少圍繞質量把關的制衡和糾錯，這並非無跡可尋。此次生產記錄造假，已經不是長春長生第一次出事。去年的11月，國家葯品監管部門曾派出檢查組，對疫苗生產現場進行檢查，發現存在質量控制問題，並要求長春長生進行整改。不到一年，長春長生再曝疫苗造假。可見涉事企業未必進行了深刻反思，所謂整改可能只是應付而已。
目前長春長生的葯品GMP生產證書已被收回，疫苗生產也全面停止。這些只是第一步，後續的調查和處理，必須要拿出魄力，高壓問責，不能因為考慮其市場佔有率而手軟。而對於其他的疫苗企業，也應該有徹底的排查，別讓民眾在疫苗市場留下的「雞蛋縫」中如驚弓之鳥，驚魂難定。
Ⅱ 疫苗造假案背後有什麼故事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造假」的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長春長生」），是如何躍上國內狂犬病疫苗市場份額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後，上市公司長生生物64歲女掌門人高俊芳從國企高管轉型為上市公司掌門人、家族資產積累達51億元的經歷，不斷被人提起。
，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業大洗牌，給長春長生「狂苗」帶來了崛起機會。因中檢院檢測標準的提高，當時能通過的企業僅有遼寧成大一家，外資賽諾菲巴斯德也退出國內狂犬病疫苗市場，「狂苗」持續緊缺。其後長春長生及時升級工藝，迅速進入市場。
2012年，重新拿到GMP證書的長春長生，在市場需求和產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躍成為業內第三。
2016年「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後，長春長生繼續主動搶占市場，2017狂苗批簽發量市場份額躍至第二。
通報時間是在飛檢一周後
7月15日（周日）下午，國家葯監局通報稱：根據線索，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組織對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開展飛行檢查，發現該企業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生產存在記錄造假等嚴重違反《葯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行為。
據悉，國家葯監局在接到線索後，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該公司「飛檢」，實際通報時間則是一周後。
國家葯監局審核查驗中心相關人士曾對澎湃新聞透露，「有因飛行檢查」的情況大多來自於內部人士舉報，在收到線索後中心將會對線索進行初步分析，待確認舉報合理性之後會以雙隨機的形式抽調檢查組組長和檢查員，組成3-4人的檢查小組。
「考慮到廉政問題，一般檢查小組成員事先並不知道要檢查哪家葯廠，而是在到達當地後才能打開密封信封，拿到線索。」相關人士透露。
中國證券報7月17日的報道稱，長春長生的「飛檢」源於內部員工舉報。
曾是長春長生一線員工的於飛（化名）告訴澎湃新聞，由於疫苗行業專業性高，如果不是內部人士舉報，外界很難發現，「算是行業潛規則吧，有的數據記錄本身就是為了應對檢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擔任多年高管的資深人士許利（化名）則告訴澎湃新聞，疫苗的生產環節是沒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檢查也總會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當於從80分到100分的區別，也是允許企業不斷完善整改的。」
但許利也表示，長春長生此次被發現的可能並非「小瑕疵」，「監管部門輕易不會鬧到公眾面前」。
長春長生否認50升「大罐」違規
關於事件中造假環節的細節，至今仍無權威披露。
中國證券報7月17日的報道中援引一名長春長生供銷商的說法，稱生產記錄造假或涉及企業在病毒發酵過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規劃科主管醫師、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納的說法，如果將疫苗的生產環節簡化，大致為：將狂犬病病毒導入細胞中，讓其在細胞中增值，同時需要培養這些細胞，讓細胞大量增值，最後收集病毒進行滅活後，添加各種佐劑後做成疫苗。
陶黎納認為，如果基於上述報道的猜測進行分析，長春長生「作假」的環節便應該是指向「細胞培養」，即葯廠通過GMP認證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養，但實際生產中卻用的大罐，目的是為了提高產量。
「從普通人理解上來看，大罐小罐的區別似乎並不大，差不多類似於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區別，但在制葯領域中，一個工藝的不經意變更有可能會帶來『蝴蝶效應』。」陶黎納告訴澎湃新聞。
但上述說法並未得到葯監部門和長春長生方面的證實。
前述疫苗行業資深人士許利則認為，「如果僅僅是小罐變大罐，葯監局不會鬧到人民群眾面前」。
「前些年，廣州諾誠出現過類似問題，但葯監局後來評估認為對質量影響並不大，只是讓企業先停產，等提交了補充資料之後又恢復了生產，恢復生產後也獲得批簽發量。」許利說。
7月20日，上市公司長生生物董事長高俊芳在簡訊中回復了澎湃新聞有關生物反應器問題，強調公司於2017年拿到50升罐（生產）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給長春長生帶來機會
長春長生「狂苗事件」的輿論影響和得以預見的對疫苗行業的沖擊，讓許利頗為感慨，「不應該啊，國家這幾年質控、監管真的做得不錯，也得到了WHO的認可，我認為國產疫苗質量還是很好的」。
回顧近年來我國生物製品質控規范、批簽發檢測項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間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納清晰地記得，2010年國家提高了生物製品檢測標准後，「當時的（狂犬病疫苗）生產企業中，只有遼寧成大一家通過了新檢測標准，其他的都不合格」。
資料顯示，2009年4月2日，中檢院發布《關於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細胞批簽發檢驗增加項目的通知》，決定「中國葯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將對此後申請批簽發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細胞）在成品疫苗中實施DNA殘留量檢測，達不到規程標准要求的將不予簽發」。
此次標准改變，將原先要求凍幹人用狂犬疫苗DNA殘餘量的標准不高於10ng/劑提高到不高於100pg/劑。
該通知下達後，曾有多家企業認為當局並未提前給予過渡期，導致2009年之後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國內市場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業（遼寧成大）能供應「狂苗」。
這項改革，還直接導致了狂犬病疫苗的發明公司——賽諾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國狂犬病疫苗市場。
陶黎納說，巴斯德疫苗當時也未能通過DNA殘餘量的關，「雖然直到今天，還沒有實驗能證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殘餘量有直接的不良反應」。
檢驗標準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讓「狂苗」市場進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業資深人士許利說，2010年檢驗標准升級之後，長春長生連同多項檢測標准一起，將工藝從原先的轉瓶升級到生物反應器，並順利拿到了GMP證書。
升級後的狂苗生產線產能效果明顯，據上市公司長生生物年報信息，2012年當年因更新生產線，產量下降，加上固定費用分攤使得單位成本上升，導致2013年該「狂苗」產品毛利率下降至21.90%。但隨著工藝成熟，2014年「狂苗」產品毛利率達到78.75%，市場佔有率躍居行業第三位。2015年1-3月，進入穩定生產後，該產品單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應提高至83.55%。
從整個疫苗行業來看，超過50%的利潤率並不少見。許利對此表示，疫苗受種人群相對固定，市場規模平穩，「利潤率不高一些的話沒有企業願意做」。
一名就職於某肝炎疫苗生產企業的員工向澎湃新聞表示，該公司曾研發過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場穩定的前提下，生產廠家已經飽和。
安信證券行業報告中曾評價：總體而言，疫苗是醫葯生物子行業中一門相對不錯的好生意。疫苗研發周期長且技術壁壘較高，預防屬性決定了疫苗上市後放量的節奏較快，3-5年就有望達到銷售峰值。
上市公司長生生物2017年年報顯示，按照中檢院同品種批簽發量計算，長春長生年簽批發量達到355萬人份，已經躍至國內第二，市場份額僅次於遼寧成大，排名前列的還有寧波榮安和廣州諾誠。
「山東疫苗案」後長春長生繼續增長
長春長生「狂苗」從市場第三上升到第二的過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直接導致了《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於修改《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決定，要求第二類疫苗由省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組織在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購，由縣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向疫苗生產企業采購後供應給本行政區域的接種單位。
這對所有疫苗生產企業而言都是新的挑戰。
長生生物年報中稱，「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後適齡人群主動接種疫苗的意願出現下降的情況，同時國家修訂了《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受新政的銜接、實施等因素影響，對公司產品銷售短期內也產生了重大不利影響。
不過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2016年，長春長生疫苗銷售達到10.15億元，同比增長28.52%。
對此，長生生物的解釋是：由於產品的剛性需求較強，在疫苗行業整體受到影響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較為樂觀的經營業績。
澎湃新聞記者查閱了2017年陝西、福建、廣東等省的二類疫苗集中采購入圍名單發現，在凍幹人用狂犬疫苗（vero細胞）品種中，有遼寧成大、長生生物、廣州諾誠、寧波榮安、吉林邁豐、河南遠大等主流狂苗生產企業。
上述廠家的疫苗，從價格和針劑次數上來說，每一單支針劑的價格均在40-60元；接種方法上來講，除遼寧成大為獨有的2-1-1（四針法、三次接種）外，其餘均為5針法（五次接種）。
陶黎納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遼寧成大有接種次數少的優勢，而且從完成全部針劑的花費總價上來看也最便宜。
「但實際接種時選擇的品牌，決定權在市縣疾控中心的采購選擇上。」陶黎納表示，「包括遼寧成大、長春長生在內的幾家疫苗廠家，一般都能進省級疾控中心的白名單（招標采購入圍名單），在這之後就看縣區級疾控中心如何選擇了。」
接近長春長生的人士透露，長春長生在此之後自建銷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銷商，實際上就是簽個合同，成為公司的銷售員」。
陶黎納分析，對於原先在市場上不佔優勢的品牌來說，此時更有機會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長生生物年報中這樣描述：2017年，長春長生積極適應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關規范要求，加強銷售管理，積極推動新的推廣服務團隊的整合和銷售渠道的搭建，同時通過加強學術推廣會議和公司調研，強化與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聯系，提高公司疫苗產品的品牌影響力，有效地推進了公司業績的快速增長。
從財務上來看，該公司當年銷售的費用達到5.83億，同比增長152%，增長的原因其解釋為「營銷模式受疫苗流通條例影響的推廣費、市場服務費、會議費和運輸費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長春長生疫苗銷售達到15.39億元，同比增長51.67%。從批簽發量上來看，長春長生已躍居國內第二，佔25%市場份額。
除了在工藝和銷售上的發展，長春長生投資7.5億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車間原定於2018年底完工，資料顯示，技改完成後，該公司狂苗年產量將達到1000萬人份。
高俊芳：從國企高管到民營疫苗公司掌門人
7.5億元的技改車間投資額，來源於2015年長春長生借殼上市後的募資所得。
資料顯示，2015年長春長生借殼黃海機械上市後，高俊芳與其配偶張永奎、其子張洺豪一起持有長生生物33.7%的股份，成為實際控制人。
2017年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億資產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造假」事件後，高俊芳等人在長春長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過資本運作手段，將一家由長春高新（長春高新技術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長生所（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聯合發起成立的國企變成家族企業的往事，被人不斷提起。
據看看新聞報道，在2003年長春高新董事會決議將全部轉讓公司持有的長春長生股權時，在有包括雲大科技、福爾生物等多家第三方報價3元/股的價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價受讓得到34.6%的公司股權，轉讓金額4161.6萬元。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長春長生從國企到民營，經歷了十多年時間，期間經歷19次股權轉讓以及2次增資。在此期間，高俊芳配偶張友奎、其子張洺豪等家族成員陸續浮出水面。
不僅如此，在股權的頻繁交易中，現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杜偉民及其合作夥伴韓剛君也確曾以個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參與交易，並在完成對高俊芳家族的股權轉讓後，又悄然退場。
2001年，韓剛君以1932萬的價格，從長生所處拿到了長春長生30%的股權，6年之後，韓剛君將股權全部轉讓給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杜偉民的廣州盟源（廣州市盟源生物工程發展有限公司，杜偉民、韓剛君各持股50%）以43.70萬元從長生所拿下了長春長生0.68%的股權。
在參與受讓長春長生股權6年後，2007年，杜偉民又和韓剛君一同離場：廣州盟源以54.74萬元的價格，將股權轉讓給了於廣謙。而韓剛君則將長春長生30%股權轉讓給了深圳豪言，具體金額未透露。2010年，於廣謙將全部股權又轉讓給了高俊芳配偶張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後，是高俊芳家族。據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長春長生股權，到了2010年，被無償轉讓給了高俊芳和張洺豪。隨後，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銷。
從2001年入場，到2007年離場，杜偉民和韓剛君所扮演的角色，隱於高俊芳家族之後，又在高俊芳資本操控掌握長春長生股權環節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俊芳曾任職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財務處處長，1992年長春長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該公司副總經理，次年出任董事長並兼任總經理。1996年，母公司長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晉級為長春高新副董事長。長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報顯示，作為國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後為5.98萬元、8.4萬元（含稅），而收購長春長生1734萬股股權需支付4161.6萬元。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